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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广西博白：乡村的年味儿越来越浓****** 本报驻广西记者 宾 阳 腊月迎春，桂东南乡村的年味越来越浓。1月5日晚，六万大山西麓、千岛湖东岸，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化惠民文艺演出正在这里举行。 有一股力量催人奋进 当晚的节目丰富多彩，独唱、舞蹈、杂技、小品、快板等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深受村民喜欢。“特别是采茶戏小品《三下跪》，讲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让我非常感动。”长江村村民李阿姨有感而发。 《三下跪》讲的是养羊专业户刘济源对偷羊村民李中田的谅解并提供就业机会的故事。博白县采茶剧团团长吕光东说：“守法、孝顺、包容互助、坚定理想信念和奋发图强，是该作品展现给观众的主题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下跪》正是根据长江村发生的故事而创作的。刘济源的生活原型是长江村土生土长的“80后”刘入源。近年来，刘入源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1500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脱贫致富，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刘入源热心公益，2017年起，每年捐助120万元，用于扶贫帮困。2018年以来，刘入源先后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十佳农民”等称号，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自己的经历被搬上文艺舞台，是乡亲们的信任、社会的认可，我更觉责任重大。”刘入源表示，今后要不断创新模式，把特色产业做强做大，推动乡村振兴，让更多的乡亲发家致富。 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 “《秋意》《心之愿》两个舞蹈节目美到醉人。”1月4日晚，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在水鸣中学举行，喜欢舞蹈的初三学生李美琳说，“看到精彩的演出，学习疲劳感立马烟消云散。” “通过下乡演出，我们更了解基层，更清楚观众喜欢什么节目，对创作很有帮助。”李开贵是博白县采茶剧团的年轻舞蹈演员，他认为，基层舞台是一个实打实的练功坊、大学校。 水鸣中学教师宾业菊表示，演职人员下午就来搭台了，晚上演完还要拆运，加上天寒地冻，演职人员好辛苦，“基层群众的欢乐当中饱含艺术工作者的汗水”。 “虽然辛苦，收获也是满满的。”身兼演员和主持人的黄一苹感慨地说，从2017年至今，她主持文化惠民演出已经有200多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演出中下起了雨，很冷，演员们坚持演出，观众一个也没走，撑着雨伞看完演出。“结束后，乡亲们送来了姜糖水，并感谢演员们冒雨表演精彩节目。那一刻，我们感动得泪流满面。”黄一苹说。 按照计划，2022年10月10日至2023年1月10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博白县2022年文化惠民文艺演出共38场，由博白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组织举行，在全县28个乡镇的乡村、社区和学校巡演。 “演职人员白天在县城上班，下班后到相关乡镇村屯演出，持续近3个月。”吕光东表示，有时候去一些偏远的乡镇，路程较远，演出后回到县城，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在节目方面，博白县的文化惠民演出注重基层群众喜闻乐见、文化传承、艺术欣赏和生活科技普及，兼顾艺术性、娱乐性、正能量和政策宣传，提高乡村群众参与热情。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振兴，需要把文化发展成果带到基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把欢乐送到村头巷尾，让艺术走进基层、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吕光东说。 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博白是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全县常住人口近200万，近六成在农村。在乡村振兴中推动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除了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承担的文化惠民主题演出，全县还有70多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到各个村屯演出数千场次。”博白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庞剑表示，其中，大部分演出被列入政府扶持范围，每场补贴2000元至3000元。执行过程中实施抽查机制，调查演出的群众满意度，并据此协调演出团队，确保演出质量。 水鸣联合采茶戏团目前有11人，以演出桂南采茶戏为主，剧目多为《吕蒙正》《董永卖身葬父》等古装剧，每年演出近300场。该团的骨干演员梁振业表示，政府补贴可以解决剧团部分开支，更重要的是激发民间艺人创作和演出的热情，不断提高节目质量。 博白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桂南采茶戏是该县代表性民间戏曲艺术。在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当中，博白县采茶剧团改制成立县采茶剧团艺术中心、县民间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和展演中心，并在各乡镇成立30个艺术培训中心。2015年起，博白县与广西艺术学校合作，委托办班培养采茶戏和杂技人才，培养对象均为各艺术培训中心发现的好苗子。几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艺术人才从学校毕业回到县里，队伍日益壮大。 青年演员覃福友2015年被选送到广西艺术学校学习戏曲专业，2018年毕业回来之后，他参加了新编排的大型桂南采茶戏《绿珠女》《八桂先锋朱锡昂》等剧目排演，表现出色。如今，覃福友已成为采茶剧团独当一面的年轻骨干演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重要保障。”庞剑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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